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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邓正来大力主张要想摆脱中国法学受现代化范式所支配的困境，应回到经典，应精读现代( 西方) 思想大师的经典著作。

在契约行为中，无论是行政合同还是民事合同，通常都会涉及合同成立问题。根据不同的瑕疵行为设置不同的效力形态，就必须将瑕疵行为类型化。

按照违法的程度，行政行为的违法可分为轻微违法、一般违法和重大而明显违法三类。例如，某行政机关作出批准张三在5个月后建房的行政决定，相对人可以在5个月后建房，但是否所有的效力内容都在5个月后才发生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能否在5个月内随时推翻该决定呢?当然不可以，因为行政行为一旦做出，相对人就有一种合理期待，变更该决定会对其产生损害。所谓效果意思是指行为具有行为人所希望实现的法律效果。实际上，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正确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对于构造法律行为效力体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这其中每一项撤销事由都可能包括无效事由。

[16][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2-93页。[5]这种对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要件不加区分的做法，乃是我国民法学界长期通行的法律行为观念的必然产物—既然法律行为都是合法行为，则法律行为均属有效行为。人格权法定可以明晰权利边界、避免具体人格权框架权化，从而使侵害具体人格权的违法性判断回归适用结果违法。

尤其是在侵害牵连利益的情形下，为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得不较多依靠法官的裁量权。其三，逻辑性越弱甚至不是基于内在逻辑而基于现实需要、政策考量而承认牵连利益就产生离心力。其三，出示他人外观或标表并满足代理要件者可以构成代理。然而，按照法条竞合说仅承认一种权益受到侵害，背离了两种权益同时受侵害的事实，也排除了当事人的选择自由。

其中，向心力是趋向固有利益的作用力，可整体提升人格权的社会典型公开性，使人格权的边界清晰。凡可以形成或影响自然人的社会评价者均关涉名誉。

（1）人格权法定有利于推定损害。从衍生利益出发应坚持类型固定。如果说固有利益具有抽象性、整体性、一致性，而衍生利益则具有具体性、个别性、多样性。而牵连利益则主要由司法裁判创设。

某甲因故不能还贷，银行可否主张被告承担责任？姓名权对相对人可否产生信赖利益？案例 D：原告属于职业试药人，月有数千元收入。[39]对于名誉权、信用权等需要经过社会评价形成的精神性人格权，容忍他人正当评价或客观批评才能形成名誉、信用。消极衍生则会限缩权利的边界（如公共利益）。[37] 参见陈兆稼诉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南京办事处侵犯姓名权、名誉权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宁中法（1992）民字第 22 号。

人格权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采取物权法或知识产权法上的公示方式，而人格权法定则满足了公示的要求，使一般人容易知悉或预见人格权的类型和内容。然而，基于自然性，制定法多不予全面规定，多数情形下仅靠文义解释无法完成法律适用。

例示主义兼容法定主义和抽象条款主义之优点，一方面于法条中列举典型，另一方面法条上有等、其他等字眼，承认列举的非完全性。[4]一方面，从客体的可感知性即可推导出有关权利。

衍生利益的外在性并不意味着其完全摆脱了固有利益的束缚，彻底逃逸到自由空间成为新的人格利益。案例 E 中新闻机构不实报道形式上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但依据公共利益应限制原告名誉权，按此实质判断被告行为不构成侵权。试想，如安乐死可任意实施，人体器官可以自由买卖，鲁迅二字可被商家任意使用，那将会是何等世界？其次，类型固定将明确公共利益的类型及内容。在静态上，固有利益的法律解释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但对衍生利益的法律解释则难免主观性。不同人格权的衍生利益可存在差别，而其共同类型一般包括信赖利益、公共利益、载体利益、牵连利益。[44] 参见前引[21]判决书。

[38]人格权法定有利于明确人格权的容忍义务，以准确判断违法性。人格利益并非呈松散自在之状态，而须围绕人格要素形成特定的结构。

被告排放的噪音虽符合国家标准，却破坏了原告的生活安宁，致其罹患神经官能症。[3]各种固有利益决定了具体人格权的类型和主要内容，裂化形成具体人格权并不意味着人格分裂或减等，相反，扣除某项具体人格权后人格权仍为完整的人格权，从这一意义上说，完整的人格权具有不可分性。

其三，人格权立体式的利益结构决定了人格权法定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传统责任法不能准确推定法律意义或赔偿意义上的损害，无法得出准确的裁判结论。

如果属于并存性冲突则有必要进一步规定并存的条件。侵害这种信赖利益会产生信赖责任。人格权的类型可规定于民事基本法或特别法，其中民事基本法（如《人格权法》）应规定必要类型，而非必要类型则可以由特别法规定。由于侵害隐私、自由、尊严与侵害名誉之间具有较强的原因－结果关系、手段 －目的关系，很容易形成牵连利益。

在案例 E 中，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予容忍。2. 例示主义的类型固定。

[25]参见［奥］H. 考茨欧：《侵权法的统一：违法性》，张家勇译，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 页。立体式的利益结构易使人格权边界模糊,在法律解释和人格权法定两项基本应对路径中,后者更具基础意义。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具体人格权也多属于例示主义。人格权权利边界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这可从静态、动态两个角度进行观察。

(三）基于救济机制理性化的人格权法定1. 人格权法定可以实现对人格权的直接保护。其中，有的是体系思考的必然结果，属于正常的交错。1956 年，吴良材眼镜公司改名为公私合营吴良材眼镜公司。人格权的利益结构与人格权法定的关系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生活面前，历史久远的物权法定、知识产权法定早已因为僵化呆板而遭遇了批判的烈火，呈现出灵活化、弹性化的发展趋势。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是社会公众人物，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予容忍。[2] 例如，生物学上的母体－衍生体，物理学上的原子核－电子，金融学上的原生资产－衍生工具，衍生语法学上的深层－表层结构等。

Enneccerus，Ludwig / Nipperdey，Hans Carl，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1. Halbband，15. Auflage，Tübingen 1959，S. 434 f，582.[6]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 Text and Commentary，Springer，2005，p31.[7] 有学者指出，身体和人格之间的区别有点像在著作权法领域中对作品和其底座之间的区别。在人格权家族中，一般人格权是典型的框架权。

人格权类型固定有利于明确衍生利益的范围,提高责任法的操作性。在冒名入学案件中，被告侵害了姓名权、受教育权，其中受教育权为宪法基本权利，而我国法并不存在完善的宪法基本权利救济制度。